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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我决定受理这个案子,摆在面前的就只有一个日程——打赢这个官司。
    我将全力以赴,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把委托人解救出来,不管这样做会产生什么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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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豪律所 专注刑案20年

假冒注册商标罪涉案200万,历经三次抓捕,成功缓刑!

文/张家豪律师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案情简介涉案金额近200万元的假冒注册商标案,当事人因在网上销售假冒卫浴产品被抓。案件历经抓了又放、放了又抓、再放再抓的曲折过程,最终在张家豪律师的坚持辩护下,成功争取到缓刑。
 

 
01、异地抓捕的假冒注册商标案
阿邦(化名)在老家经营好几家网店,主营蹲便器、水龙头、冲水箱等卫浴产品。某天凌晨,他在家中被外地警方突然抓走——涉嫌的罪名是假冒注册商标罪。
家属辗转通过好几个朋友、绕了好几圈,联系了我。那时,阿邦已被关押在看守所二十多天。
我仍记得初次会见,当阿邦被带进会见室的那一刻,眼神里满是期待与紧张,他一见到我,便脱口而出:“我就知道家人不会不管我的,张律师,你终于来了。”
了解案情后,我才发现案件的复杂程度远超家属的描述——涉案金额接近两百万元,已远超《刑法》及司法解释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25万元标准。一旦被定罪,他极有可能面临实刑。
离开看守所后,我分别向公安机关和检察院提交了取保候审申请。然而,现实却泼来一盆冷水。两次取保申请,先后被驳回。公安机关和检察院的理由出奇一致——“案件尚处侦查阶段,仍需进一步查明涉案金额及交易流水。”
就这样,在被拘留的第37天,阿邦被正式批准逮捕。
那一刻,我能感受到家属的失落,但我更清楚——这场辩护,才刚刚开始。

 
02、批捕后成功取保候审!
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我们终于得以阅卷。厚厚一摞案卷摊在桌上,我和团队几乎逐页研读——每一份笔录、每一笔交易流水、每一份订单截图,都可能成为案件转折的关键。
虽然阿邦一旦被正式批捕,再想出来,难度要比之前高出数倍,但我们依然没有放弃。案件推进的过程中,司法政策出现重大变化——“假冒注册商标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数额标准由25万放宽为了50万。
结合这些新情况,我们持续与承办检察官保持沟通,详细阐述案件中的有利因素,递交了羁押必要性审查申请、再次提出取保候审。
经过多轮沟通与论证,我们的申请终于被采纳——阿邦成功取保。
他被释放的那天,重庆的气温高达42℃。因为家人远在潮汕,来不及赶来,我只好亲自去为他准备衣物。那时我还记得,他被抓的时候正是寒冬,如今盛夏将至,羽绒服早已穿不住了。我顶着烈日,一家一家地问,终于为他买到合适的短袖和短裤,送进看守所。
那一刻,我心里明白——这不仅是一场取保的胜利,更是一次从冬到夏的跨越。
但这次的取保,背后可谓危机重重。

 
 
03、取保的背后,可谓危机重重
在商标类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往往格外看重“谅解”。没有被侵权方的谅解,就意味着缓刑几乎比登天还难。
本案中,品牌方一开始就提出了高达300万元的“天价谅解”要求。我多次联系品牌方负责人,反复说明阿邦只是普通甚至拮据的家庭,根本不可能负担起如此天价赔偿。而且,这个数字远远超过阿邦的涉案金额,
经过多轮拉锯,对方才将金额从300万下调至200万——依然是天价。
紧接着,品牌方又向法院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判令我们赔偿200万元。他们显然是两手准备——谈不成谅解,就通过法院判决来实现同样的经济诉求。
眼看案件僵局难破,我决定尝试一个非常规方案——赔偿保证金提存。
这是一种新兴做法:当被告人愿意赔偿却因分歧无法达成和解时,可将赔偿款交由公证处提存,以此证明积极退赔的态度。这样的举措可为法院在量刑时提供从宽依据。
然而,现实再次给了我们重重一击——法院方面明确回复:我们当地几乎不搞提存。这意味着,即便阿邦真心赔偿,只要品牌方不松口,依旧难逃重判的命运。
那一刻,我心中五味杂陈——在知识产权类案件中,谅解依旧像一道高墙,横亘在被告人与缓刑之间。那段时间,我和阿邦一家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所有常规与非常规的努力似乎都走到了尽头。
令人更加绝望的是,案件移送到法院后,法官再次批准逮捕阿邦,人又被抓了回去。
一切,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04、程序与量刑的双线反击
面对品牌方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第一时间提出程序与实体两方面的抗辩:在商标类刑事案件中,附带民事诉讼并不符合法律规定。最终,法院采纳了我们的意见,裁定驳回附带民事部分。
这意味着我们在法庭上迈出了第一步胜利。
紧接着,我们在法庭上迈出了第二步——程序与量刑的双线反击。
(一)程序辩护
1、本案的刑事立案缺乏合法依据。依据司法解释规定,只有非法经营额达到5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达到3万元以上,公安机关才能立案侦查假冒注册商标罪。可本案最初掌握的交易金额仅有区区600元!我进一步指出,办案机关很可能存在“先立案、后找证据”的问题,这说明办案机关在未达刑事立案标准的情况下就直接立案,并以此对阿邦采取强制措施,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的合法程序。
2、行政移送程序存在多处缺陷。按照《商标法》和相关法规,市监局在接到举报后,应先行展开行政查处程序,然而市监局既未制作举报人询问笔录,也未扣押任何涉案物品,就草率地将案件移送公安。更夸张的是,应同步移交物证及调查报告等“五大类材料”,但卷宗中只有一纸移送函,关键材料均缺失。我认为,在行政执法前置程序完全未履行到位的情况下就启动刑事追诉,程序失当。
(二)量刑情节的辩护
1、谅解并非缓刑的唯一门槛:尽管阿邦未获品牌方谅解,但法律并未规定谅解是判处缓刑的必备前提。根据《刑法》规定,只要被告人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符合悔罪表现等条件,就可以宣告缓刑。我强调阿邦符合法定缓刑条件,请求法庭量刑时体现司法温情,不要让谅解的僵局阻断了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2、类案检索报告的支撑:我们向法庭提交了案例检索报告作为量刑参考依据,与本案事实相互印证,强化了“可依法适用缓刑”的可行性。
转机,就在这之后悄然出现。
 

05、缓刑的那一刻:从冬到夏的再次重逢
开庭后大约两周后,法院突然打来电话,通知我——当天宣判,结果是缓刑。
放下电话,我几乎没来得及思考,立刻驱车直奔法院。赶到法院后,匆匆办完相关手续,当晚便马不停蹄前往看守所,准备接人。
昏黄的灯光下,阿邦缓步走出监区大门。
那一刻,夜风带着微凉,他终于重获自由——而我,正站在门外等他。
他走出瞬间,神情有些局促,四处张望,当看清是我时,快步迎上来。
他后来告诉我,他已经做好了进监狱坐牢的准备,这个缓刑做梦都没有想到。
因为放人的时间太突然,家人远在潮汕,根本赶不过来,他的身上没有手机、也没有一分钱。此刻能依靠的,只有我。
更因为毫无准备,他脱下看守所的衣服后,连能穿的衣服都没有。幸好我车后备箱里常年放着几件换洗衣服,他穿上去竟意外合身。否则,这深夜的山城,真找不到还在营业的服装店。
我拍拍他的肩膀,没有多说什么,示意他上车。在漫长的黑夜里,我们驱车驶向两小时外的机场,一路上,我们聊家人、聊经历、聊未来——没有沉默,没有停顿,每一个字都像是在重新呼吸自由的空气。
那一夜,山路蜿蜒,车灯晃动,我们一路畅谈,把那段压抑太久的日子,甩在了身后。
 
 
文/张家豪律师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曾辩护省部级受贿案、曾在全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故意杀人案、CCTV《今日说法》报道的特大集资诈骗案,以细腻严谨的风格著称,善于从证据、程序中找到突破点。
张家豪律师全平台粉丝数上百万,拥有众多百万播放量的短视频,还带领团队集体作战,团队律师共办理上百件的刑事案件,大量无罪不起诉缓刑案例。另外,智豪律所是全国范围内知名的专注刑事案件的律所,处理过上万件刑事案件经验丰富、成功案例众多。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是西南地区首家刑案专业化律师事务所,团队旗下汇聚了一大批知名刑事律师、法学专家、博士等人才为确保办案质量,智豪律师作为首家向社会公开承诺所承接刑事案件均由律师专业团队集体讨论,共同制定团队辩护代理方案——“集体智慧、团队资源”,结合刑事领域积累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关系资源及刑事辩护的实战经验,“为生命辩护、为自由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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