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公职人员被留置后，家属反复跟我强调：家人从来没有利用自身职权为任何人批事、打招呼、谋私利，仅仅是碍于老友情面，在中间做个简单引荐、帮人认识几位领导而已。

在普通人看来，这种人情往来再平常不过，根本扯不上违法犯罪。但一旦进入留置调查程序，家属瞬间陷入焦虑，分不清正常人情社交和违规涉事的边界，更担心只是简单牵线，也被拔高评价、卷入刑事风险。

我十分理解这种茫然和煎熬。今天我结合一线办案经验、结合法院实际审判尺度，不刻意放大风险，也不淡化隐患，把仅引荐相识、未实际利用职权办事这类行为，在纪律层面、刑事层面到底如何定性，给大家讲得通透、讲得接地气。

家属提问

张律师您好，我家人目前已经被留置。他从业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动用过自己的职权，私下为任何人办理请托事项、谋取不正当利益。平时只是抹不开朋友情面，偶尔在饭局或社交场合，帮忙介绍、引荐过一些领导相互认识。

想请教您，像这种只是单纯牵线引荐、本人没有利用职权办事，也没有从中收受任何好处的情况，能不能构成刑事犯罪？我们现在心里很没底，完全分不清正常的人情往来和涉案行为的边界，每天都很焦虑。

张智勇律师解答

在常年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过程中，我发现家属和当事人普遍存在一个认知误区。

大家习惯性认为：只要自己没有亲自签字审批、没有动用职权办成具体事项、没有从中拿过一分钱好处，就和职务犯罪完全无关。

站在专业办案和审判视角，不能仅凭这一点就彻底放宽心态。但我也先把底线摆明、说句实在话：纯粹无请托、无诉求、无利益牵扯的人情引荐，本身绝对不构成刑事犯罪，不能把正常的社交往来，随意拔高到刑事追责的层面。

实务中完全可以把这类引荐行为，按照客观事实分层看待，清晰区分正常人情、违纪违规、刑事犯罪三条边界，大家也能对照自身情况，客观评估风险。

一、先讲实务底线：仅引荐、无请托、无利益、无撮合，不涉刑事犯罪

从法院定罪量刑的标准来看，任何贿赂类相关罪名，都有严格的法定构成要件，缺一不可。

如果只是朋友间日常聚会、饭局偶遇，顺手介绍彼此认识，事前没有任何请托办事的诉求，事后不存在财物馈赠、利益输送，也没有暗示后续关照、勾兑关系。

这种行为，就是最普通的人情社交。既达不到刑事犯罪的认定标准，多数情形连纪律层面的违规都算不上，更不存在被定罪判刑的可能。

司法审判定案，始终依托客观行为、主观意图、利益关联三大核心，不会仅凭公职身份，就对正常引荐行为做有罪推定。

二、实务中三类引荐行为，定性和后果差异很大

第一种：纯社交引荐，无请托、无诉求、无后续利益

仅限于私人朋友之间正常人情走动，聚会、饭局场合顺带介绍相识，双方事前没有提出任何办事、打招呼、谋求特殊便利的诉求。

全程无金钱礼品往来，事后也没有借助这次结识，办理违规事项、获取不当资源。

这类情形，完全属于正常人际交往，无需过度恐慌，不会被作出违规评价，更触碰不到刑事红线。

第二种：明知他人有请托诉求，仍碍于情面帮忙牵线

心里清楚朋友有意向找领导协调事项、谋求不正当便利，依然出于人情世故出面搭桥、安排见面、居中联络。

这类行为，即便本人没有动用职权办事，也没有从中收受任何财物，在监察机关的纪律评价里，已经属于不当交往、违反公职人员廉洁从业底线。

但也要客观说明：这类行为大多停留在违纪违规层面，只要没有居间撮合权钱交易、没有促成利益输送，就达不到刑事犯罪入罪标准，法院也不会据此认定构成犯罪。

第三种：引荐搭桥后，实际促成请托与利益勾兑

这是三类情形里风险最高的一类。

明知他人抱有明确的不正当利益请托，主动出面引荐领导、居中牵线，后续双方发生财物馈赠、利益输送，且借助这次结识顺利办成违规事项、拿到项目资源或政策便利。

这种主动居间撮合、为权钱交易搭建渠道的行为，就具备了被纳入刑事评价的空间。符合法定要件的，会审慎考量是否构成介绍贿赂等相关罪名。

即便是这种情形，审判阶段也会严格审查主观明知程度、个人实际作用、情节轻重，不会简单粗放定罪。

三、厘清一个关键点：未亲自用职权办事，不代表没有行为影响力

很多家属有一个朴素认知：只要我没签字、没审批、没亲自办事，就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但职务案件的评价逻辑，不止看是否亲自动用职权。公职人员的岗位身份、圈层人脉、社会影响力，本身就具备普通人不具备的权重。公职人员出面引荐，和普通百姓介绍相识，在场景含义、圈层背书上，本身就存在区别。

但办案和审判都恪守一条原则：身份只是背景参考，不能直接推定涉案。最终定性，只看有没有明确请托、有没有刻意撮合、有没有利益往来。缺少这些关键要素，再多次的正常引荐，也不会被随意拔高定性。

四、家属可自行对照的罪与非罪关键边界

大家可以从四个维度梳理自身事实，就能大致看清自己处在哪个层级、风险高低如何。

第一，事前是否有明确请托初衷。是单纯聚会闲聊、偶然相识，还是对方一开始就抱有找关系、办私事、谋便利的明确诉求。

第二，事后是否存在财物或隐性利益往来。引荐之后有没有礼品红包、超标宴请、变相资产馈赠等非正常人情往来。

第三，是否实际促成不正当事项。对方有没有依托这次结识，办成不符合规定的事项、规避监管、获取额外资源。

第四，本人是否存在主动撮合的主观意图。只是被动碍于情面顺带介绍，还是主动周旋联络、刻意促成双方对接、帮忙铺垫关系。

把这四点梳理清楚，就能清晰划分：普通社交、纪律瑕疵、刑事风险三个层级。

五、现已被留置，家属最理性稳妥的处理思路

事已至此，纠结构不构成犯罪意义不大，更重要的是稳住心态、依规处理、不走弯路。

首先，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必过度恐慌。不要主观认定只是人情往来就完全没事，也不用过度脑补、放大未知风险。客观还原事实原貌，才是最务实的选择。

其次，完整如实梳理事件经过。见面场景、引荐缘由、事前对话、后续往来，实事求是陈述即可，不必刻意隐瞒回避，也不要随意夸大自身行为作用。

另外，留置阶段虽然律师无法会见当事人、不能介入调查核心环节，但可以在外围帮家属梳理事实脉络、厘清行为与犯罪的法律边界。可以依法依规指导家属整理相关背景材料、提交客观真实的情况说明，依法表达合理诉求，避免普通人情往来、轻微纪律瑕疵，被简单化、标签化作出过度刑事评价。

公职人员的人情往来，天然比普通群众多一层纪律约束，但绝不是只要帮人引荐认识领导，就等同于违法犯罪。

真正能触碰刑事红线的，从来不是简单的相识引荐，而是背后的请托诉求、刻意居间撮合、权钱利益勾兑。只要守住无不正当请托、无利益输送、无主动促成交易这三条底线，就无需担心被随意追责定罪。

身处留置调查的特殊阶段，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冷静梳理事实、守住行为边界、平稳配合调查，厘清人情、违纪、犯罪的法律界限，才是维护家人权益最稳妥、最理性的方式。

【专栏作者简介】

张智勇，全国优秀律师，智豪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首席合伙人，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律师协会副会长（分管刑事辩护）。 深耕刑事法律实务29年，张智勇长期聚焦行贿类、职务犯罪、诈骗、经济犯罪及监察留置程序的理论与实战研究。早在2009年，他便带领其领衔创办的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剥离民商事业务，率先完成‘全员、全业务’的刑事专业化转型，将其打造为业内公认的西南地区专门从事刑事辩护的律师事务所。

执业以来，张智勇亲自参与办理各类重大疑难职务及诈骗、经济类刑案500余件，带领团队办理刑案超5000件，多起案件获评“年度十大刑事辩护经典案例”或被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全文收录。在实战之外，他坚持“法理与实务双向赋能”，受聘担任西南政法大学量刑研究中心研究员及多所高校法律硕士兼职导师，并在律所内部十余年坚持“集体讨论全部刑案”制度。其结合二十余年一线实战经验撰写的《职务犯罪组合拳辩护的实践与运用》、《75项留置核心法律问题全解读》等实务成果，为重大刑事案件精细化辩护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此外，张智勇律师常年坚持新媒体普法，全网关注者已突破600万。面对这份海量的社会关注，他始终将其视为一种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与执业鞭策。通过持续输出专业的实务经验，他致力于打破复杂刑事案件中的信息壁垒，帮助更多陷入困境的家庭建立理性的法律认知，传递法律的温度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