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根据《毒品犯罪武汉会议纪要》规定，“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确有证据证明查获的毒品并非贩毒人员用于贩卖，其行为另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窝藏毒品罪等其他犯罪的，依法定罪处罚。”
本案中，佘X供述这些毒品是用于个人吸食的，结合查获毒品的数量较少以及摆放的位置（散放在不同地方）也可以印证佘X的这一供述，符合佘X吸食毒品的习惯，故辩护人认为，这一部分毒品不能计入犯罪数量。
 
三、佘X与胡X约定贩卖毒品，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毒品交易环节即被抓获，系犯罪未遂
最高法：《毒品犯罪武汉会议纪要》的理解与适用，指出“对目前争议较大、尚不成熟的问题暂不规定。” “在《纪要》起草过程中，曾经考虑对毒品犯罪的既未遂形态认定……，但鉴于实践中争议较大，最终未纳入《纪要》的内容。”也即毒品犯罪的既未遂形态一直争议很大。
（一）以毒品实际交付完成作为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符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
辩护人认为，以毒品实际交付完成作为贩卖毒品罪的既、未遂标准符合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本案中，虽然佘X和胡X就贩卖毒品进行过磋商，但尚未达成一致，没有进入实质的交易环节，毒品并未实际交付买家，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实现贩卖，属于犯罪未遂。
1.犯罪既遂和犯罪未遂的区分，是基于行为过程的法律规定性，本质上是社会危害性的不同：犯罪既遂造成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犯罪未遂。
2.从犯罪停止形态分析，贩卖毒品案件中，从买卖双方联系、接洽开始，属于犯罪着手；毒品交付到买家手中，造成实际、现实的流通后，才对社会造成现实的、紧迫的危险，对法益造成直接侵害，达到犯罪既遂状态。其中，毒品未交付买家时，其造成的社会危险与交付之后是有明显不同的，故将毒品未交付买家的行为作为犯罪未遂处理，符合刑法理论和法律规定。
3.在交易环节就被抓获的贩毒案件，绝大部分是特情引诱和控制下交付并存，毒品流入社会、造成实际危害的可能性极小，即便毒品交付完成也不见得会产生现实的社会危险，达到一般犯罪既遂的危害程度。故将毒品未交付给买家的行为认定为犯罪未遂，与其造成的社会危害也是相当的，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
（二）本案中，佘X和胡X就贩卖毒品进行过磋商，但胡X根本没有出现，没有进入实质的毒品交易环节
1.佘X和胡X就贩卖毒品进行过磋商；按照佘X的供述两人并未完全达成一致，需要“见面再谈”；
佘X在一审庭审中称：他说找东西，要冰毒，我说80一克，他说要50克，我们讨价还价，我说见面再说。
2.按照佘X的供述，佘X计划先收了胡X的钱再去帮他找毒品，也即即使两人见面后，也无法进入实质的毒品交易环节。
佘X201*年*月8日供述，我是打算收了胡X的钱以后再去帮他买冰毒。
佘X201*年*月12日供述，我是计划先受胡X的钱，再通过我的关系去买冰毒。
3.佘X的行为不属于为了贩卖毒品而购买，也不能据此认定犯罪既遂。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证明电动车后备箱内的毒品，是佘X为了贩卖而自己购买的。
4.一审判决运用两个推定认定犯罪既遂是不恰当的。第一个推定：一审法院推定佘X对电动车内毒品明知；第二个推定：佘X与胡X见面后一定会从电动车内取出毒品，完成交易。
辩护人认为，作为一种替代性证明方式，推定本身就不同于司法证明，不能基于推定的事实再行推定认定犯罪既遂。假设胡X出现后，佘X和胡X确实只就毒品的数量和价格进行争论，没有毒品交付，又如何能够认定犯罪既遂？或者佘X收取毒资后没有交付毒品，同样不能认定犯罪既遂。
5.正常的侦查逻辑应当是，公安民警待两人完成毒品、毒资交付后，再立即挡获嫌疑人。但本案中恰恰公安没有这样做，我们就无法确定佘X和胡X见面后，究竟会发生什么事情，佘X的供述是“见面再谈”，同时佘X身上也没有携带毒品，我们无法据此认定佘X属于贩卖毒品既遂。
6.退一步，假使佘X对电动车内毒品主观明知，那么车辆、住所内查获毒品量刑时应当以未遂对待
虽然，《毒品犯罪座谈会纪要》规定，“贩毒人员被抓获后，对于从其住所、车辆等处查获的毒品，一般均应认定为其贩卖的毒品。”但是并没有规定查获的这些毒品是贩卖毒品既遂还是未遂。辩护人认为，将查获的毒品计入贩卖数量进行量刑时，应当给予犯罪未遂的考虑。
一是，相对于毒品已经被贩卖出去、流入社会的既遂状态而言，这种直接在住所、车辆上查获的情形，其相对于既遂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也是相对较小的，必须要量刑上予以体现，不能同等对待。比如，同样是贩卖毒品150余克，犯罪既遂、毒品流入社会状态下量刑无期徒刑；犯罪未遂、毒品没有流入社会状态下也量刑无期徒刑，就无法体现社会危害性与量刑的阶梯对应关系。
二是，如上书述，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毒品是为了贩卖而购买，不能据此认定犯罪既遂。
四、佘X在二审期间有检举行为，恳请法院依法核实
 
综上，恳请二审法院全面审查全案证据，判决撤销原判，对佘X从轻改判。